信息来源:南方周末 红基会小天使基金刚获得了5000万的财政拨款，这究竟是不是政府试图打破“全能政府”形象、外包公共服务的开始？ 2009年12月，一笔来自财政部的5000万元拨款划入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的账户，使1548名在小天使基金等待救助的白血病患儿每人获得3万元医疗救助金。一些媒体称，这是首例“政府用财政资金购买NPO（非营利组织）服务”，有着开创性的示范意义。 笔者以为，这件事能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关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创新价值，尽管在技术层面还有许多可商榷之处。跳出细节的争论，进行远距离的观察，对于客观判断这件事情的价值会有帮助。 为求效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NPO服务，在国外早已司空见惯。 我曾受邀访问美国一家著名的儿童救助机构“星星共同体”。这个创建于1918年的非营利组织坐落在密西根州一处私人捐赠的庄园内，故树环绕，绿草如茵。“星星共同体”服务的对象是18岁以下的问题儿童。这里集中了数百名程度不同的犯罪少年，严重的还需要在宿舍两头设上铁栅栏。孩子们每天在宽敞的教室、活动室、图书馆或户外学习活动，他们自己管理活动室、图书馆、餐厅和宿舍。政府按每名孩子每天一百多美元的标准给“星星共同体”支付费用，占该机构总支出的90％以上，其余的经费来自于社会捐赠。 政府为什么花那么大的本钱购买NPO的服务？“星星共同体”总裁告诉我，一是，政府与NPO合作，成本支出比自己开设的少年监狱要低不少；二是，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服务和管理更加人性化，比少年监狱警察看管的效果要好得多。对总裁的解释，我们心悦诚服。 美国2007年民间慈善捐赠总额为3070亿美元，占GDP的2.2％。美国政府购买NPO的服务通常为民间捐赠总额的1.5倍，近达5000亿美元。 在费城市政府的人类发展局，官员们十分坦率地说：NPO效率高，政府效率低，故大量公共服务项目——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尤其是老人、儿童、残疾人、孤儿等特殊群体的服务，都是由NPO做，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NPO服务的经典应属我国的香港。在香港，社会服务、福利性民间组织的总收入中，约70％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只有30％来自于社会捐赠和服务收费。这还不包括政府补贴民间组织办学的教育支出。今天，在香港寻找公立中小学还不那么容易。香港中小学中公立体制只占6％，私立占4％，政府补贴社团办学占到了90％。香港民间团体圣公会一家，就办有中学33间，小学56间，幼稚园36间。香港政府很会算账——公立学校成本高，补贴民间办学成本低啊！ 财政拨款VS政府购买NPO服务 回到国内，政府购买NPO的公共服务也有堪称典范的案例。 2006年，国务院扶贫办、亚洲开发银行、江西省扶贫办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在江西省开展“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合作开展村级扶贫规划试点的技术援助项目”。财政部拿出1000万扶贫专项资金，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国内NPO公开招标，在江西省乐安、兴国和宁都三县18个村实施村级扶贫项目。中标的民间组织带上政府拨付的50万扶贫资金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5万元工作经费进村工作，与村民一起制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创建和示范NPO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机制和模式，并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 在项目招标过程，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了一个16人评审委员会。江西省扶贫办根据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果和建议，做出最终选择决定，并要得到亚行“无反对意见”的确认。在中标机构进村前，扶贫基金会还请国际、国内专家对他们进行了业务培训。 这个案例展现了政府购买NPO服务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规范。“购买”者，公平交易之谓也。谁干得好，就购买谁的服务，可以货比三家，按质论价，提高公共财政投入公共服务的资金效率。竞争、择优是政府购买NPO服务不同于财政拨款的地方。政府购买需要公开、透明，所以，只提购买是不够的，应该提“政府采购NPO公共服务”。 这次财政部给红基会小天使基金拨款5000万元，似可归于“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或许属于财政拨款的性质。 地方政府与NPO争食 但我们对政府购买也不能太乐观。去年8月，清华邓国胜教授公布了“汶川地震捐款八成入政府财政账户”的研究报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笔者以为，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公募基金会、慈善会、红十字会筹集到的捐款太多，自己消化不了，只能请政府帮忙去落实；另一方面表明中国今天还处在“NPO购买政府服务”的尴尬阶段，说白了，一些地方政府还在与NPO“争食”，需要利用民间慈善资源来弥补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 回到现实，在政府与NPO的合作中、在慈善资源的配置中，当务之急是培育发展大量从事社会公共服务的NPO，提高民间组织吸收消化民间慈善捐款的能力，逐步减少直至结束政府使用民间慈善资源。在这个前提上，再来谈政府如何购买NPO服务就比较有话说了。 （作者是希望工程创始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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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社会资源研究所 作者：吴晨 2010年02-09 过去的十年中，全球的公平贸易销售额大幅增长，在2008年底已经达到28.9亿英镑。这种情况下，很有必要关注公平贸易对参与其中的生产者、工人及其家庭所造成的影响。 证据基础 本文对80多个学术和发展机构涉及公平贸易的报告进行了总结，有关公平贸易影响论述的报告共有23篇，包含33个通过公平贸易认证的生产者的案例分析。其中有25个案例与咖啡有关，26个案例来自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少部分涉及到香蕉、可可和花卉商品，另外还有来自于非洲的案例（无案例来自亚洲）。在这些案例中，小农是主要的关注焦点。早期的研究往往不够全面，最近公平贸易的研究开始探讨生产者的知识、对公平贸易的看法、稳定价格的能力、对不参与当地社区和当地市场的更广泛的影响。 公平贸易的经济利益 表1显示了公平贸易标签制度的主要经济投入。研究证据表明，通过这些和其它一些机制，公平贸易为那些小农家庭加入生产组织提供了宝贵的经济机会，并为市场提供了合适规格的产品。33个案例中的31个包含了公平贸易所带来的积极经济影响力。这些家庭往往享有较高的回报率（29个案例），比将商品出售到传统的农民有更加稳定的收入（27个案例）。 表1 公平贸易的经济投入 l 买方必须支付一个稳定的公平贸易最低价格以应对可持续生产的成本。 l 买方必须支付公平贸易溢价，使生产者能够稳定地投资和改善当地社区的情况。 l 预筹资金的机会。 l 长期规划的合同。 l 增加进入出口市场的机会。 当波动的世界商品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时，公平贸易的最低价格就非常宝贵??为小农家庭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避免遭受特殊困难时期的冲击。此外，公平贸易溢价与价格的结合也有助于生产商的发展（比如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商品的多样化），最终使这些农民免受剧烈价格波动的影响，而没有公平贸易保证价格的那些农民则受到很大冲击。对玻利维亚一个咖啡公司的深入研究显示，公平贸易成为永加斯山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公司的工人提高了供养子女读书的能力，并且很多人有能力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尽管生产商从公平贸易收益中扣除生产和加工成本后，只有少部分收益到达农民手中，但是调查显示参与公平贸易的农民更愿意进行长远的投资，如住宅改善和教育的投资。 公平贸易对家庭净收入影响的证据多种多样。三个案例研究发现，公平贸易增加了农民主要作物的产量和出口，提高了家庭收入。另一项研究发现，尽管公平贸易的价格提高，并且有更高的产量和生产，净家庭收入并没有因此而增加，这是由于更高的劳工成本和有机认证所增加的成本。然而，同样的研究还发现，参与公平贸易的农民仍然比传统贸易中的农民更具有优势。 9项研究表明，公平贸易的能力建设活动增加了新的出口市场机会，因为产品质量、谈判技巧的提高，以及更多地接触潜在的合作伙伴和市场信息。11项研究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表明，公平贸易生产商更容易获得贷款或者买方的融资，以及更高的信用等级。 保证价格、长期合同和获得信贷的公平贸易进一步增加了农民收入的来源以及应对突变价格的能力。7项研究列举了通过有机园艺和小牲畜生产提高粮食安全的例子。在萨尔瓦多和墨西哥，合作社成员能够实现多样化经营，包括手工业生产、社区商店、面包店以及基本粮食的生产。而哥斯达黎加的一项研究发现，咖啡的公平贸易提高了经营的专业性，而使收入的多样化减少，特别是合作社能偶将生产的主要份额出售给公平贸易网点的时候。 公平贸易能够提高产品的质量。很多研究强调，生产者和卖方之间的长期合作能够激励农民投资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了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然而，边缘地区的生产商可能很难使产品符合环保和质量要求，以及满足公平贸易买家的标准，即使在有利条件下的生产商业只将一部分产品进行公平贸易。许多公平贸易组织如Cafedirect和Divine都积极支持边远地区的生产者满足公平贸易的标准。 公平贸易无法规避小生产者所有的市场风险，一些评论家认为，从理论上讲，公平贸易的激励机制人为地制造了一个高价格来促进产量增长，最终会导致价格的下跌。但是，还没有任何经验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 许多研究表明公平贸易可以为参与者创造重要的收益，有些甚至是生计的显著改善。也有些研究中，参与者的生计并没有得到提高，仍旧挣扎在贫困线上。这说明公平贸易需要与其他一些发展政策和措施相结合（比如土地使用权改革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了能够使农民的生活达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平。 有6个案例表明公平贸易同时也有益于传统市场中的农民和工人。比如在墨西哥，由公平贸易而引发的竞争迫使中间商提高了他们的价格??对生产者是有利的。另外一些国家如坦桑尼亚、秘鲁、加纳、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等也注意到了类似的现象。在加纳，通过公平贸易认证的种植园促进了其他传统种植园劳动条件的改善。 在拉丁美洲的咖啡生产中，公平贸易促进了当地小生产者转向有机生产，并提供了额外的价格补偿。尽管有机认证增加了成本，但是有机生产还是给农户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 从分析的案例中可以得出结论，公平贸易的参与者从溢价中获益良多，特别是涉及与健康、农业和教育有关的项目。然而，现有的研究都没有对公平贸易溢价所资助活动的影响进行分析，或者说公平贸易对不同社会和性别所造成的不同影响。这其实是错过了一个追踪影响并持续改进公平贸易的机会。 公平贸易的社会和授权影响 已有的研究都强烈支持公平贸易拥有积极的授权影响。公平贸易的社会发展原则与生产者的政策授权具有特殊的关系（见表2），并且经济投入（见表1）也形成了经济授权。 表2 公平贸易的社会发展标准 针对小农户，FLO标准要求： l 一个非歧视性的、民主的组织机构，使农民将产品推向市场。 l 组织必须通过一个透明的方式建立。 l 该组织不能歧视任何成员或者社会群体。 针对雇佣劳工，FLO标准要求： l 参与的公司必须保障工人的社会权利和安全。 l 提供培训的机会。 l 非歧视性的就业措施。 l 禁止强迫童工劳动。 l 工人有权参与集体谈判。 l 结社自由。 [...]
信息来源：社会创业家2010年第三期48页：http://www.npi.org.cn/uploads/magazines/npo/2_1474_165059.pdf 内容前瞻：倪凯志80后，营销出生，城乡社区NPO发展中心创始人。 “汶川一代”的出现，让人们看到80后的社会责任感和崭新的公民精神。城乡社的倪凯志，就是从一名年轻的自愿者成长为公益机构创办者的典范。从他的创业经历，我们或可窥见年轻人的激情创业和理想思考，以及商业思维在公益领域的应用。 停下城乡追逐之梦 汶川地震后，小倪是一位普通的一线志愿者，令NPI吕朝不懈的是不会说四川话的倪凯志却非常善于和农户们打交道，那里的农户都把他当亲人一样。后来才知道他家在江西农村，那里闹过大水，受过灾，他知道受灾以后的灾民是一种什么样状态。所以，你就不难理解，当时在深圳打工的他，汶川地震的第三天就自费买机票跑到绵竹遵道。一位城市青年，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而且一住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住在帐篷里面，跟村民们打得火热。 遇到这样的年轻人，吕朝就非常欢喜，随即邀请他加盟NPI。 NGO什么？在没有加入NIP之前，这个词对倪凯志来说很陌生，也很遥远。 毕业三年多的时间，他一直在深圳沿海外资企业做销售工作。一开始，如同很多被卷入城市大工业线的年轻人一样，倪凯志的工作目标停留在获得更高的升职机会，买房、买车上面。 但是，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此后一年多的NPI成都办工作中，倪凯志主要负责灾区一线项目的需求调研及协助农村合作社进行能力建设和项目设计，在一年多工作中他走遍5.12地震灾区各市县，与当地农村社区村民、政府官员进行沟通，了解当地实际需求。 灾后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当地政府一名官员说：现在房子基本建设好啦，但是好房子内住着穷人，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需有效的整合当地资源进行市场对接，推动农村生计可持续性发展，就需要在农村社区探索出一条能够自我造血的可持续生计道路。因此，倪凯志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找到一个小小着落点 城市化进程使得西部绝大部分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从当地流失，各地土地抛荒严重，农村发展的智力储备在当地严重不足。农村社区规模化程度达不到，农户积极性低；销售信息及渠道不畅通，与收购商的议价能力低,进一步伤害社区发展能力,专业技术不稳定，难以实施产品质量控制，导致他们对于产品的市场表现没有信心. 另一方面，在“民以食为天”的社会，对食品安全与健康的重视是必然的，要求食物供应的责任可追溯是一种潜在的趋势，这一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农产品供应者经营过程的透明化和诚信度要求更高，对于有质量稳定，责任可追溯的农产品的需求量呈上升趋势。而现有的农贸企业大都仍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经营核心，在伤害产品提供者的同时，也为产品质量的降低埋下祸因。 如何进行城乡之间资源整合，协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创业？这个词在倪凯志第一次脑海中出现时，非常的兴奋。而且要办就办，社会企业。 你真的想好了吗？ 从一个帮助别人到自已跳进来创业，这其中的跨度，倪凯志准备好了吗？在准备离开NPI团队时，吕朝在成都和倪凯志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他提醒倪凯志，创业者要面对指责、失败、挫折以及蹂躏。 受挫，常常是一个人成熟的是量尺。如果没有挫折，你怎么可能变得成熟？经历了挫折才会有柔韧性。倪凯志说自已特别欢马云的一句话：今天很殘酷，明天更殘酷，後天很美好，但是絕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後天的太陽。 草根更需要业务模式 据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的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为2%，而在美国的大学生创业成功率高达20%，整整高于我们国家10倍，中国的大学生是否现在已具备了创业条件，社会阅历，资源，营销能力，产业模式等等，零点公司老总袁岳曾用一个词说过，中国大学生现在有的创业是裸创，他认为一个创业者最起码你要到一家企业工作后再来创业，不管如何最起码你的同事与客户是你现有资源。这是创业者必须具备基本基础。 创业不是说你想去创就能创，起码你得找得一个小小的着落点，才能行动，特别是公益创业，除了心理准备，你还要思考自已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否有一个清晰解决方式与运营模式， 研究发现，当今的CEO把近30%的创新工作放在了业务模式创新上，模式创新与传统类型的创新相比被摆在了议事日程的显要位置。作为一个公益机构有受心是远远不足的，它需要更成熟的业务模式，才能服务帮助更多的人，同时做为一个公益机构创造人，你需要自觉，主动对机构模式做出变革，根据机构发展与社会需求不断变革，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的与社会需求相结合。 在不破坏环境和当地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社，通过机构专业信息服务平台www.cnruc.org协助当地生计可持续发展，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机会，从而彻底改善生计。倪凯志找到了“公平贸易”这个模式，既要创造收入及盈利，同时达成社会目标。 倪凯志比较自已的工作，是把那些竞争薄弱的小农户与大城市中的企业与消费者连接起来，我们就像红娘，他们结婚后我们就退出。而后我们再去帮助更多需要嫁娶的人。
